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每逢这种大庆的年头，在美术方面总会掀起一阵相关的创作高潮。这不禁使我想起60年前的一段往事：当时，为举办纪念建军30年全国美展，解放军总政治部会同文化部、中国美协在提前一年向全国发出征集作品通知的同时，还制定了一个重大军史题材的选题计划及实施方案来专门组织一些美术名家进行预订创作，这其中有琼籍美术家卢鸿基先生，他接到的订件就是后来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雕塑《海南游击队员》。

    “借题发挥”为家乡的革命烈士造像立传

    1957年，鸿基先生在接到这个国家订件进行构思时，他首先想到的是作品的体裁和维度问题，即是群像还是单像?浮雕还是圆雕?在创作原则上，鸿基先生一贯主张“内容与形式并重”。当时的选题计划只是一个笼统的目录，并没明确要求应反映什么具体人物和事件，这对创作者来说，创意空间固然宽松，但按照写实风格所牵涉的创作精力和制作时间来衡量，要完成品质较高的群像显然是很难的，顶多做一个适合展厅陈列的单人圆雕立像(事实上后来展出的其它雕塑也大都为单像)。艺术创作必须遵循生活真实，这是鸿基先生毕生坚持的艺术观，他认为“创作可以先有主题，然后寻找人物，这是一种方式。反过来，从一个人物身上也可表现不同的主题。”而如何通过一个人物才能完整、生动地体现一支队伍的集体面貌和光荣历史呢?对此，鸿基先生显然信心十足，他曾师从过雕塑大师罗丹的学生，罗丹有句名言，“最美的题材摆在你们面前：那就是你们最熟悉的人。”的确，就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而言，鸿基先生非常熟悉创作的主题对象——他有不少乡亲、同学在大革命时期就参加了武装斗争，特别是中共琼崖纵队的一些领导如马白山、黄康等都和他有很深的交情，因此，他在酝酿人物形象时自然就想到了这群熟悉的仁人志士，包括已经牺牲的革命烈士。
鸿基先生一直“反对在造型艺术上塑造人物用拼凑的方法，认为这样是刻划不好人物形象的。即一个人物只能专用一个模特儿，这样刻划的人物才有个性，才活，才能避免兄弟姐妹的出乱……。”主张“我们要创造典型，就应该体察它的形象的真实性，它的性格，并把它切实描绘出来……，这样，创造出来的当然一定是典型的人物，有魅力的艺术品。”也正是本着这样的见解和主张，鸿基先生在创作《海南游击队员》时，没有采取时兴的“高大全”做法，而一如既往地选取一个有名有实的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来作为创作的生活原型——这就是1932年底被国民党当局俘杀的琼崖红军独立师师长王文宇。

    精雕细刻用真实的艺术手法纪功写神

    景观雕塑设计分享|为人民军队造像 卢鸿基与《海南游击队员》雕像。从原型来说，幸存的英雄当然要比牺牲的烈士要易于塑造些，因为有触手可摸的形象做对照，创作时便于更深入、具体地进行造型刻画和细节处理。庆幸的是，因为王文宇的身份特殊，国民党当局在杀害他前拍了好几张照片，这就使鸿基先生在创作时有了可靠的造型依据。其实，就创作的典型性及社会历史意义而言，王文宇也确是一个非常适合创作主题的生活原型，首先当然是他的容貌具有很典型的海南人特点;其次，他就义的事迹曾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其三，他是琼崖红军的主要创建人;最后也最重要的一点，即他是从海南农村成长起来的红军将领，其斗争经历能够代表琼崖革命兴起的社会根基。据说后来电影《红色娘子军》中的党代表也是以他为原型创作的，这也印证了鸿基先生当年对创作主题的理解和把握确实精准而富有远见：既还原了历史的集体记忆又赋予了作品的存在意义。

    精通艺术理论的鸿基先生深知雕塑创作的体现意义和纪功作用，正如罗丹所说：“艺术就是感情。”“艺术上的唯一原则，是把看见的东西抄录下来。”因此，当时压在他心里最重的事情自然是如何用手和泥来记录、讲述真实的历史故事。美即是真，这是他一贯的创作理念，因为只有真实有据的艺术形象才能感动人、教育人，以致流传久远。

    景观雕塑设计师认为，“艺术创作讲形象思维，形象思维的先决条件是善于在各种现象本身中找寻可作为特征的、典型的和本质的东西。”鸿基先生不仅这样教导他的学生，更是这样创作自己作品的。在塑造《海南游击队员》时，为通过对王文宇个人形象的具体塑造来深刻展现琼崖革命武装的集体意志和地域特点，他首先在人物动态的设计上，一反当时在雕塑界的主题创作中时兴的类似舞台英雄“亮相”时的那种夸张、概念的造型，而采取军营中常见的稍息姿势，庄重、挺拔，只是从雕塑的空间维度考虑，他通过头与身的不同方向和双臂的不同动作、裤管的不同位置等构成处理，在不同视角上呈现出一种自然微妙的均衡动势和错落有致的层次变化，既显示出平凡生活的随意又隐含着临危不惧的力量，加上高超精准的写实手法，在视觉上给观者以很强的临场感。其次在形象刻画上，人物侧首远望，双眉微蹙，目光机警;表情严肃刚毅，若有所思，充分体现了一个身经百战、智勇双全的指挥员风采。第三，就是诸多细节的精微处理，这种看似平常的造型手段往往表达着丰富的叙事情节。为了凸出主题的地域性，鸿基先生着重就服装、鞋帽等细节进行了认真细腻的再现和塑造，如当年海南劳动阶层常穿的“短打”衫，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竹编罩笠，以及产自南洋的低帮布面胶底鞋，整体上逼真地展现民国时期海南百姓朴素大方的日常装束。值得注意的是，王文宇虽是一身便装，但鸿基先生通过一条认真维系的毛巾简洁地表现出了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所特有的整齐、精干的仪表。第四，在整体塑造上不露痕迹地注意质感的刚柔对比和粗细区别，如精雕细塑的人物和刀砍斧劈的磐石，宽松柔软的服装和坚硬结实的肌肤，棱角分明的武装带及枪械和变化有致的毛巾及衣褶。再加上筋腱分明的四肢和紧握钢枪的指骨，不惟含蓄地烘托出人物所处环境之一触即发的险恶，更让人因之感受到一种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

    总之，鸿基先生的这件作品主题鲜明，内涵丰富，造型生动，形象完整，技法娴熟，风格典雅。特别是在人物形态具有静中寓动的生发感，即通过连续动作中转瞬即变的节点设计来引导观者的联想空间，从而扩展了叙事线索，使人常看常新，在创作形式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因此，作品一经展出即被军博收藏陈列，并刊入展览的雕塑专集广为印行，使更多人看到和认识了琼崖23年红旗不倒的历史功勋。

    卢鸿基(1910—1985)，海南琼海人。1930年考入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1938年春进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曾参与发起“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并任常务理事。1939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同年当选“中华全国美术会”常务理事。抗战期间，曾主编《战斗美术》，并从事木刻创作，文艺批评及诗文写作。1950年起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今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代系主任和院刊主编。1955年，主持大连苏军烈士纪念碑雕塑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