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第一代中国建筑师这个展览，童明老师一开始就跟我商量，了解我的一些想法。他还对我做了访谈，其中内容大家可以在录像里看到。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展览还会巡回到清华，所以我谈的内容主要是针对在南京展览，忽视了清华的部分。这次第三次展览在清华举办，邀请我来参加这个研讨会，我就想到应该把这些学生在清华受到的教育做一个介绍，来探讨清华母校的教育对他们日后事业的一些影响。

从展览中大家可以了解到，这些留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对中国近代的建筑设计（代表者如杨廷宝、赵深、陈植、童寯、梁思成）、建筑教育（如梁思成、陈植、童寯、哈雄文、王华彬）、城市规划和设计（如梁思成），建筑学术（如梁思成、童寯）、学会（如梁思成、杨廷宝、王华彬）、历史遗产研究与保护（如梁思成、童寯、杨廷宝），以及建筑行政（如哈雄文）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可以说他们是第一代中国建筑师精英中的精英，对中国建筑现代化的影响非常深远。但是我们不能忘掉，还有很多早年出自清华的建筑留学生，例如吕彦直、董大酉、庄俊、黄家骅、张锐、董修甲、巫振英、张光圻，他们大都是清华学校的毕业生，而关颂声是清华学校津贴留美自费生，也与清华有缘，他们虽然并非留学宾大，但对中国建筑的现代化同样作出了巨大贡献。

此外还有一些与清华有关的建筑工程师，如蔡方荫、杨宽麟、谭真、薛次莘、李铿，他们没有加入建筑学会，但是中国工程学会的会员，当年都非常著名。结构工程师庄秉权也是清华学校的毕业生，今天在座的诸位可能都不知道他是谁，我至今也没能找到一张他的肖像照片，但是如果我说郑时龄院士是他的学生，大家就会知道他很重要。

事实上，他们的贡献并不局限在建筑界。如这张照片是中国科学会成立时的一张合影，摄于1914年（图1），其中有非常著名的人士，如前排左3是任鸿隽，左5是赵元任，左6是杨杏佛，后排左4是胡适。但中排右1还有一位学建筑都听说过的人，他就是吕彦直。这位中山陵和中山纪念堂的设计者还曾是中国科学社的成员，这个事实过去中国建筑界还不知道。

图1 1914年中国科学社社员合影，前排左2周仁、左3任鸿隽，左5赵元任，左6杨铨（杏佛）；二排左2秉志，左3胡明复，左4金邦正；右1吕彦直；三排左2过探先，左4胡适，右2杨孝述，右1刘寰伟。图片来源：赵新那、黄培云编《赵元任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无页码。（斜体字者为本文作者所辨识）

吕彦直在1929年去世后不到三个月，国民政府曾颁令对他嘉奖。这是民国时期的国家级奖励，在1949年之前，吕是唯一一位获得该奖的建筑师。1949年以后还有一位建筑师在台湾获得这一奖励，他就是关颂声。二人都是清华校友，非常值得母校师生自豪。表彰关颂声的嘉奖令说他“学成归国，服务社会，贡献颇多。……比年对海外侨胞之联系，与手工业之推广，悉力以图，咸收绩效。更热心体育，培植人才，选拔所得，于国有光。”关颂声在台湾有“田径之父”的美誉。嘉奖令最后一句话是称赞他在1949年后对台湾体育事业的推动，可见其贡献已经超越了建筑的专业范畴。

在1930年代中国的国货运动中，这批与清华有关的留美建筑家还曾积极宣传和推广国货建筑材料。如1936年的中国建筑展览会常务委员委员中就有庄俊、赵深、董大酉、裘燮钧（1895-？，1917年清华学校官费留美，1918年获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系硕士学位）和梁思成。关颂声和赵深还担任了征集组的正副主任，林徽因和董大酉担任了陈列组的主任。展览期间，梁思成和童寯曾对公众做公开讲演，梁思成讲“中国建筑结构之变迁”，童寯讲“现代建筑”。

总而言之，这批清华毕业或与清华有关的留美建筑家对中国建筑和社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所以我们看这个展览，不仅要了解美国的教育对于这批中国建筑师有多么大的影响，而且还有必要思考，为什么这么多对中国社会和建筑的现代化作出如此巨大贡献的人都与清华有关？所以我现在要讨论清华母校对他们事业发展的影响，这也是今天上半场赵辰老师提出的问题。

在开始之前我先介绍1921年出版的《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在这期专辑里，编者介绍了当时清华学生在德智体三个主要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成绩。其中德育居首，内容包括自治、社会服务、爱国运动、救灾，以及砥砺的团体等许多方面，可见清华对德育教育以及学生的德育发展非常重视，也非常鼓励。爱国运动中包括“五四”、“五九国耻纪念”，以及天安门游行等。智育方面包括会社，其中有“宗教的”和“学术的”两类，而在学术类中有普通的、科学的、哲学的、文学的、艺术的，以及技艺的。可见当时，清华学生有着非常广泛的兴趣，而学校也给他们个性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机会。在智育方面还有一项很重要的训练，就是“技艺的”，包括演说、戏剧、音乐、绘画。体育方面的课程和活动更多。这三个方面也构成了我所说的清华校园文化的主要内容。

早在1911年2月制订的《清华学堂章程》中就已明确指出，清华学堂“以培植全材、增进国力为宗旨”，“以进德修业、自强不息为教育之方针”。1917年1月29日新学期开学，校长周诒春给全体学生演讲，训育学生重视反省，克己、务本、注意功课、操练身体及顾全大局等。同年2月，他又为高等科四年级即将毕业学生做择业问题的演讲，提出“择业不当贪货利、鹜虚名，亦不可拘于时事之盲论，及父兄亲友之成见，当以天性之所近，国家所急需，及能造福于人类为权衡。” 清华办学之注重德育亦可于有“清华之父”美称的校长曹云祥在1922年上任伊始对《清华周刊》记者的谈话之中窥见一斑。他说：“抑余更有希望于同学者，即平时于讲求学问之外善能于道德上加功。盖学识易求，道德难修。至道德一端，尤以大量涵养毅力为立身处世之根本，盖其人学识虽强，而于以上数节未能修养，则虽大材大用，以其眼光浅窄，贪图小利，不善容人，不知从大处着想，因此不能成大业。”由此可见，清华的德育包括了自我修身和社会关怀两个方面。

与“德育”类中的“社会服务”相关，清华学生组织了很多社会团体，目的都是为社会服务。所以1923年清华学校毕业生，杰出的教育家、科学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和禅学家顾毓琇（1902-2002）和同学梁治华（即梁实秋，1903-1987，著名文学家、学者、翻译家）在毕业时曾对清华的教育做过一个总结，其中关于社会教育，他们说：“不明白清华内容的人多说清华是贵族学校，我却不愿替它辩护。因为从表面上看来，清华实在当得起这个名词。但是清华学生的生活却不是贵族式的生活，如果说清华学生大半是贵族的子弟，我更敢大胆说清华学生大半是托尔斯泰式的贵族子弟。他们的服务精神却非普通一般平民所可及。”他们办的社会服务组织前后有16种，其中包括给学校的工友办“校役夜学”，与周围农村的民众结交“村人友”，还给附近的民众开办“城府职业学校”（1915～1921）、“西柳村露天学校”（1919～1921）、“星期六学校”（1914～1918）、“星期日学校”（1916～1918）、“平民图书馆”（1920～1921）、“改良乡村教育研究会”（1919～1921）等。这些就是清华学生在上学的同时为社会所做的工作。

学生们在清华学校上学期间还有很多机会接触到很多校外著名人士，听他们演讲各种问题。例有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曾讲《中国教育现状》（1914年4月2日），韦尔德博士（西文拼写不详）讲《知行合一》（1914年4月16日），美国律师罗士（西文拼写不详）讲《学生之爱国心》（1916年2月10日）、孔教会会长陈焕章讲《孔教与中国之关系》（1917年3月10日），蔡元培讲《人道至义及爱国心》（1917年3月29日），胡适讲《我国文学改良词题》（1917年11月23日）。其中影响可能最大的是，梁启超在1914年11月5日来讲《君子》。他提出“君子之道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成为了清华的校训。不难看出，这些名家演讲都会起到励志和开阔眼界的作用，非常有助于学生树立人生观和世界观。如下面我将谈到，杨廷宝1915年进入清华，他是学校孔教会的成员。他很可能听到过陈焕章的演讲。他还酷爱武术。而他日后坚持探索中国风格现代建筑很可能就源自他在清华读书时所培养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

清华学校为奖励德育曾设有“铜墨盒奖”。中国近代著名建筑师赵深（1898-1978）在清华学校学习时曾在1915年获得过这一奖项，而另一位著名建筑师朱彬（1896-1971）曾在这一年以智育“绘造图样”获得清华学校金牌一面。可见他们在清华学习期间都非常出色。1918年朱彬到美国后，曾给清华的老师Danton博士夫妇写过一封信。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他在费城的生活并不好。但他说：“能够克服的苦越大，我越会为自己高兴。毕竟我们的政府送我们来不是让我们享福”。这就是一名清华学生的志向，他到美国是为了学习，所以对所经历的磨砺能泰然处之。

梁实秋在其回忆文章《清华八年》中曾经说，“清华是预备留美的学校，所以课程的安排与众不同，上午的课如英文、作文、公民（美国的公民）。”1933年参与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中国馆设计的过元熙（1904-2005）建筑师也是清华毕业生，他在1923年毕业时曾写文章讨论清华生活并提到公民一课对他的影响。他说：“我现在所顶喜欢念的学科，就是公民学。因为那里头所讲的东西，完全是普通智识，讲到我们应该怎样去造福社会，我们同社会国家的关系是怎么样，都是个个（原文）人所应该知道的，我读了这本书以后对于我将来的责任，又明白了好多。”他的话帮助我们了解这门课的内容，并认识它对于培养学生公民精神的意义。

1916年第66期《清华周刊》曾在《校闻》专栏中报道“演剧记事”，介绍了学生们自编自演的《贫民惨剧》。这出剧表现了身处社会底层的贫民生活的悲惨状况，该剧在北京米市大街基督教青年会演出，“观者甚众，咸为动容，若亲历其苦境。”剧组中的总干事之一是张光圻（1895-？），他是1927年上海（后改为中国）建筑师学会创建时的发起人之一。爱好美术的朱彬担任了布景设计。后来成为著名剧作家的洪深，以及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和国学大师的汤用彤是这出剧的编剧。由此可见，这出剧不仅体现了这批清华学生们的社会关怀，还体现了他们各尽所能的贡献精神，以及团队工作的合作精神。

这期《周刊》还介绍了高、中两科的（年）级长、班长及自修室长的选定结果。张光圻当时是高四级的级长，梁思成是中等科国文班一乙班的班长。与张光圻同级的甲班班长是孙克基（1892-1968），他后来成为著名医学家。上海妇产科医院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一件名作，它是中国第一所妇产科医院，是孙克基当了医生以后投资建造的医院，设计者是庄俊（1888-1990）。庄在1910年通过考试获得庚款赞助，是第一位留学美国学习建筑的中国人。他在1914年回国后担任了清华学校的驻校建筑师，负责监造校园建筑。学生们的这些自我管理工作应该非常有助于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梁思成还在1923年担任了学生会交际科的正主任，当时的主席是徐宗涑（1900-1975），他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MIT）化学工程系，回国后曾任东北大学化学系教授和系主任。“九一八”事变后他到上海水泥公司任职，对中国的水泥工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梁思成全集》里有梁思成、陈植与他的合影。（但把他名字错写成漱口的“漱”）

1922年至1923年，梁思成还担任了《清华年报》社的美术编辑。童寯比他低两个年级，当时是他的助手，一年后也升任美术编辑，而过元熙则担任了发行经理。《年报》的英文编辑主席曾由全增嘏（1903-1984）担任，他后来成为中国近代著名英文刊物——《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 ）杂志的编辑。《年报》英文编辑中还有江元仁（1902-1968），他后来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系，回国后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建筑系三四年级学生到上海，由陈植向大夏大学磋商借读，陈植和童寯继续教设计，作为二人校友的江元仁也曾出手帮助，教授工程。由此可见，这些校友学生时代的友谊日后发展成为他们在事业上的相互支持和合作。

提到童寯先生，我又想到《清华周刊》第345期（1925年5月1日）上刊登的他致总编辑的一封信。信中提到344期《周刊》刊载消息说“社长王慎名君随足球队南下，社中职务交童寯代拆代行。”但童寯特别解释道：“王君只委托寯向司达（德霖按：Miss Stars，见下）女士接洽演讲，其余社务，由梁衍君代理，请为更正，以免社友误会。”就是说他绝对不贪他人之功，我做了什么就是什么。这封信虽短，但足见童寯的君子品性。信中提到的《清华周刊》社务代理梁衍后来也曾留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他还是美国现代建筑大师赖特的第一名学徒生。他在1933年回国后曾任基泰工程司设计师，抗战后到美国，曾作为Harrison and Abramovitz事务所主要设计师之一，负责联合国建筑工程设计。

1922年《清华周刊》第238期曾刊登一篇署名为“思成”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不见于《梁思成全集》，当是梁思成先生的一篇佚文。文章的题目是“对于新校长条件的疑问”。在文中他针对清华同学们在校长选择上提出的“中英文兼优”、“办教育有名望”、“没有政党臭味”三个条件一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对于第三条，他说：“人类是有‘群性’的动物，他们群性的产品就是社会，在社会上的团体活动就是政治，所以政治同社会是不能分离的，除非没有社会，有社会便有政治。……一个人既与政治有关系，他就必定有所属的政党。” 他针对有人担心学生受政党的利用的顾虑说：“受不受人利用，本来权就在学生自己，不是别人所管的着。若说不受人利用，天下哪有这种事。若说怕人受利用，那人便是没有意志。”文章还说：“我们学生若是遇着政党要来利用我们，只要是正当的，于社会有益的，于我们自己有益的，我们自然不反对他利用，并且应当欢迎。若说不正当的，我们自己把持住主意，不受他利用就是。有谁能干涉我？”这篇文章显示出梁思成对于政党的态度以及他对自己能够在与政党的关系上保持自主的自信。这一自信可以帮助后人理解他在1949年时选择留在大陆的决定以及他所经历的命运。

1919年的“五四运动”对清华校园文化的影响也非常大。闻一多曾作画表现当时学生在天安门前演讲的情形。梁实秋在《清华八年》中也曾说：

“自五月十九日以后，北京学生开始街道演讲。我随同大队进城，在前门外珠市口我们一小队人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人越聚越多，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如击石火，似闪电光’，很快的就过去了。可是年轻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登时表现出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气，好象是蕴藏压抑多年的情绪与生活力，一旦获得了逬发奔放的机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御。当时以我个人所感到的而言，这一股力量在两点上有明显的表现：一是学生的组织，一是广泛的求知欲。”

“五四运动”是由中国民众抗议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未能捍卫中国权益而引发，但广义的“五四运动”还包括1915年中国民众为抵制日本《对华二十一条要求》（简称“二十一条”）而发起的游行示威活动。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向北洋政府发出最后通牒，中国方面被迫在于5月9号签字。“五七”或“五九”因此称为中国的“国耻日”。清华学校自此每年举行国耻纪念一次。1919年举行国耻纪念年会时，“同学激于五四之事，尤觉创巨痛深，故举会时精神较前更为诚挚恳切”。会上发出《誓言》：“中华民国八年五月九日，清华学校学生，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以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权，此誓。”这个《誓言》掷地有声，十分庄严，今天听起来都令人热血沸腾。

根据其同事和学生的回忆，今天人们印象中的杨廷宝先生是一位与世无争、无可无不可的谦谦君子。但作为一名经历了“五四运动”的学生，他至少曾经也是一名热血青年。1924年5月22日的北京《益世报》曾转引他于当年3月31日发自宾大的一封有关西藏问题的信。信中说：“校中古物陈列所有人演说西藏之风俗人情，直谓该区为独立国家，界乎中国与英属印度之间。闻之异常诧异。西藏向为我国藩属，又为组织民国五族之一，外人何以遽出此言？岂英人虎视狼食，宁造言惑世，以冀遂其兼并之野心耶？吾国人似不可不于西藏问题，特加注意。”这一来信到后，“未数日各报纷载”，而英兵侵入西藏之警耗，连同随后收到的川边人民来电报告，遂引起社会关注。

一个重视德育的校园对于学生人格和社会责任心的培养必然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建筑师学会会员林澍民（1892-1987）晚年致亲友的一封信或许就体现了这一影响。他1916年毕业于清华学校，之后留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建筑工程系，1922年获得硕士学位。他在信中说：“我们的先人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财产，但他们确实给我们留下了比金钱所能购买的任何东西远为宝贵的遗产：读书受教的头脑，慈爱人类的心，和对祖国的爱。”

艺术也是清华学校智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科学、社会科学、哲学和文学并重。在1917年以前，中等科一、二、三年级都有图画课。之后三年级图画课取消，但一、二年级依然保留。爱好绘画的学生于是组织了一个特别图画班，每周六习画两小时。1919年秋天，教师司达女士示意闻一多、杨廷宝、吴泽霖和方来四名同学发起创办了美术社，起初会员有20余人。他们不仅练习各种工具和各种题材的绘画，还研究中外图案、美术史及名家传略，并通过读书报告会相互交流。至1920年底，会员已达50多人。

在清华上学期间，杨廷宝的美术成绩就非常突出。《清华周刊》曾出版他所在年级的专辑《辛酉镜》，其中介绍他说：

“杨廷宝，字仁辉，河南南阳人。幼无兄弟，惸惸独居。是以孤静成性。稍长，寝疾经年，故体弱甚。尝肆业邑之小学，好嬉游，课程多不及格。未几，辛亥变作，举家避难迁他乡，流离颠沛。廷宝始惕于事变，恍然知向学。次年秋，海内初定，从戚某走开封，跋涉山野，备极困顿。旋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钻坚揅微，三载如一日，学乃大进。四年秋以咨送来本校，入三年级，居校谨言行，勤诵读，汪汪轨度，有文雅风。试英文輒列前茅。好拳术，本年校中比赛拳术，廷宝击剑获第二。尤嗜丹青，作山水人物，惟妙惟肖。尝得本校图画奖。现任《清华年报》图画副编辑及孔教会图画书记。”

专辑中的另一篇文章也说“杨廷宝喜作人物或以铅或以彩皆可观”，“杨廷宝以图画冠全级，获奖颇多”，“《年报》有图画副编辑二人，皆吾级友充之。闻多（德霖按：即闻一多）、杨廷宝是也。”这篇文章中还提到另一位在绘画方面非常优秀的学生方来（字孟晋，江苏武进人，1900-1922），他1921年从清华毕业后也赴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但很不幸，他在第二年就因病逝世。

清华学生还在1920年12月成立了以希腊神话中司文学和美术的女神“美司斯”（Muses，今译缪斯）命名的艺术团体，其宗旨是“研究艺术及其与人生关系”。它的宣言里说：“我们既相信艺术能够抬高、加深、养醇、变美我们的生活底质料，我们就要实行探搜‘此中三昧’，并用我们自己的生活作试验品。”梁思成和徐宗涑是该社的干事。图2是清华美术社的成员与老师的合影，左起第7人是梁思成，他左侧的女士应该就是司达。照片中右起第3人应该是童寯。

图2 清华学校美术社成员与教师（ Miss Stars ？）合影。图片来源：林洙《梁思成、林徽因与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37页。

童寯在1925年2月20日曾参观过在北京饭店举办的一个画展，并写了“参观惠具利展览会记”一文发表在《清华周刊》。展览会上的作品出自瑞士艺术家惠具利（Charles Adolphe Egli，1894-1979）之手。他的作品在网上可以看到，非常现代，有塞尚的风格。这篇参观记不见于《童寯文集》，其中有他与画家本人就日本绘画、中国绘画和当代西方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的讨论，以及他对其作品的评论，反映出童寯在学生时代就对东方美术和西方现代美术非常关注。

董大酉和梁思成则先后是学校铜管乐队的成员。梁还是学校合唱队的队员。1923年《清华周刊》报道学校12周年纪念，说到“江元仁、黄自、梁思成、应尚能四君合唱。四君服一色制服——淡青色的竹布衫同玳瑁边的大眼镜——歌声亦和谐可听。”黄自和应尚能二人日后都成为了中国著名的音乐家。1961年梁思成曾在一篇文章中将建筑类比音乐，对北京天宁寺塔的建筑设计作节奏分析，体现出他不凡的音乐素养。

不仅有美术和音乐的教育，这些清华学生在留美之前甚至还有机会接受建筑学的熏陶。第二届庚款留学生庄俊是中国第一位留美的建筑师。他回国后在清华当驻校建筑管理员，期间他曾给同学讲测量课。更值得注意的是，1916年，就在清华大礼堂、图书馆、体育馆和科学馆“四大建筑”正在兴建之时，设计者茂旦洋行（Murphy & Dana, Architects）的建筑师雷先生（Charles E. Lane）进驻清华。他曾给学生介绍建筑学。《清华周刊》的报道说：“高四演讲：上周五晚八时，周校长特请本校工程师雷先生，在物理教室为高四级学生演讲建筑学事项，极多经验之谈。并由狄铁满先生（德霖按：狄授高等科历史、经济），排置电影机械（德霖按：当即幻灯机），以古今有名建筑，现之壁面。听者观者如当卧游也。”

我在研究杨廷宝的建筑时曾注意到他设计的很多立面都遵循了1:1、1:2、2:3、3:5这些斐波那契数列上的比例。非常巧，清华大礼堂的立面设计也暗含了1:1、3:5的比值（图3）。虽然我们并不能就此推断杨廷宝受到了茂飞设计的直接影响，但我相信，清华校园建筑的古典氛围对于培养一代准建筑师的审美並使他们能够很快适应美国学院派（Beaux-Arts）式建筑教育一定不无裨益。

清华从办学初期就非常重视体育，延续至今已是一个传统。清华体育协会于1911年10月成立，1927年与张光圻等参与发起成立上海（后改为中国）建筑师学会、并任职上海市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建筑师办事处的巫振英就曾担任过该协会会长。《清华周刊》在1916年5月10日发表的“学校体育之真精神”一文中说：“国弱者何？民不强也。民胡为尔不强？体育之未普而民力无由振也。”“吾校讲求运动，注意体育，冀使同学皆有强健之身体，活泼之精神。以之为学，则学业必进。以之服务，则治举必张。”

《清华周刊》中还有很多关于学校体育的报道或介绍，其中涉及到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不乏其人。如王华彬曾经是棒球队的队员。他1932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回国后在上海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建筑师办事处任助理建筑师。办事处的主任建筑师是他在清华的学长董大酉（1899-1973），也是学校一名体育健将。据陈从周《梓室余墨》，董为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董恂士之子，外祖父钱恂为著名学者钱玄同之兄，清季任驻法公使，民初任浙江图书馆馆长，整理文澜阁四库全书用力至勤。《辛酉镜》中也有董大酉小传，说董

“字长秋，浙江杭县人。生一岁迁苏州，就外大父家。明年外大父官武昌，举家从之。又明年举家赴日本。六岁时入幼穉园，七岁改庆应义熟寻常小学。善运动，尤以棒球著。是时不习国文，亦不解国语，特一倭人耳。九岁自东京取道上海，涉印度洋至荷兰，乃习法语。明年至义大利，始学国文。清【宣】统元年，遍游法德比瑞诸都会及著【名】城镇，秋至义之拿波里，乘舟返国。居杭县，时年十有三也。明年正月肄业仁和高等小学。时识字数甚仅，尚不能缀文语。顾聪明逾恒，所授无不立晓，于时学日进。明年徙湖州，遂考入府中学一年级。洎革命起，避地上海。民国元年正月入圣约翰大学（按：原文，疑为中学），课余惟喜击球。五月随父来京师，六月考入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二年秋，始入本校辛酉级（德霖按：即1921级）。居恒不喜苦读，沉静寡言笑，交接甚稀。好运动，为本校棒球、足球及网球队员。任事亦勇毅，历为《清华学报》及《年报》襄理，成绩卓然可观。”

董大酉对体育的酷爱在他成为建筑师后依旧，如他设计的自宅中都有网球场。除体育外，他在学生时代还爱好手工，是年级中“最著者”之一。

图4 “本级足球队”，前排中为董大酉。图片来源：《清华周刊-辛酉镜》，1917年6月15日。

杨廷宝是清华拳术队队员。他的老师当是清华拳术和剑术教员、著名的武术教育家李剑秋。他去美国留学以后，《清华周刊》仍有关于他的报道：“此地同学中，老杨是数一数二的富翁，他虽是一个建筑学生，不是经济学家，但他的图纸一出总是洛阳纸贵，得来不少奖金。在清华时，忘不了老杨的拳术。在此地，却见他剑舞梨花，锦绣的衣裳，配着红巾、黑皂鞋，在树叶深丛，五色电光下，几辨不出1921级的老杨。”

图5 “本级拳术队”，左为杨廷宝。图片来源：《清华周刊-辛酉镜》，1917年6月15日。

关颂声的三弟关颂韬（后为中国著名脑外科医生）在清华上学时也是一名体育明星。而关颂声本人到美国在MIT学习建筑工程的同时，还是学校棒球队的队长和田径队的队员。

体育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还有助于培养积极进取的生命态度，公平竞争意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译为“费厄泼赖”，即fair play），团队合作精神，以及集体荣誉感。事实上，这些品德在很多清华毕业的第一代中国建筑师的身上都能看到，（包括“公平竞争”，如梁思成不以系主任之权录取仅差两分的儿子进建筑系）反映出母校校园文化对他们影响的又一重要方面。

非常有趣，这几位酷爱体育的建筑师日后都成为中国现代体育建筑设计的先驱：关颂声和杨廷宝以及他们的清华校友朱彬所办的基泰工程司设计了沈阳东北大学体育场（1929-1931）、（天津）华北运动场（1933-1934）、北平公共体育场（1936）和南京中央体育场全部场馆（1930-1933）等，后者还包括有国术场；而由董大酉主持和王华彬襄助的上海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建筑师办事处则设计了上海体育场的全部场馆（1934-1935）。

总之，如果要知道出自清华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家“何以归成”？我们必须追溯他们在清华读书时的校园文化。综上所述，我认为这个校园文化对他们的影响至少有六个方面，这就是积极进取的人生观、自由多元的个性、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程、跨专业交流合作的可能、爱国主义和社会关怀的陶冶，以及知行合一的作风。我相信，他们留美之前的经历对其“归成”的影响一定可以为中国今天的建筑教育，甚至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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